前不久，中国农业专家顾秀林在云南寻甸考察，当车行至途中突遇一位农妇正伏在路旁一头死去的牛身上痛哭。顾秀林急忙下车询问，原来是这位农妇的耕牛食用了庄家地里的草突然死去。令这位农业专家费解的是，家畜为何食用了庄家地里的草就死了？她深入探究后得出惊人的结论：农民现今种地使用化肥和农药过量，从而导致耕牛食草而亡。
一、现代农业是“化工农业”
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生产模式大概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现代农业，以美国、加拿大、欧洲为主要代表，那里的农业基本上称之为“化工农业”，他们大量依赖化石能源、肥料、杀虫剂，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很小，需要政府大量补贴才能够生存；二类是过度农业，其农业正急速趋向于“化工农业”，例如中国的农业，虽然有耕作的悠久历史，但正在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开始大量投放化肥、杀虫剂、农膜，政府在农业投入巨量的补贴，农民则游离于城乡之间；三类是混林农业，以非洲和印度西部为代表，基本是靠天吃饭，很少依赖地下水、化肥、杀虫剂。这三类模式的争论一直未停，但是现代农业实践的结果，却不得不给今天的城镇化设计，带来巨大的冲击。
现代农业特点是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这使得“化工农业”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现代农业模式。前不久，中国宣布粮食实现“九连增”，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比2011年增产1836万吨，增长3.2%。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1%的人口。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它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资源，2-3倍于欧美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使用量，中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中国粮食单产最近9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已经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
二、农民被迫选择“计划经济”
中国的“化工农业”会产生很多副作用，如大量的污水排放等等。这会再次推高对“化工农业”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唯一模式选择的质疑声。 “化工农业”直接导致粮食生产成本逐年上升，粮食价格低价徘徊，这使得种地即便是产量提高，也没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处于农业产业下端的农民彻底失望，终于失去种田的积极性。不过，聪明的农民也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他们现今生产粮食是以“满足自己需求”为目的，让“地方部队”（守家老人）完成此任务；“主力部队”则外出打工赚钱；其余土地一概撂荒。一句话，够自己吃就行，没心思去为城里人生产粮食。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种粮满足自用，多少缓解了国家的粮食短缺。但是中国2008年人均耕地0.117公顷，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278公顷。农业模式已经导致农业安全的潜在风险在加大。
三、一项坚持六年的“生态实践”
在中国的农业大省山东省的西南部，有一个位居沂蒙老区的名叫平邑县蒋家庄的小山村, 该村有人口923人，耕地1020亩。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僻野山村，从2007年起却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农业生态实践。这项实践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负责。实验从秸秆养牛开始，最初是两头，后来达到160头，农户由1户发展到15户。他们利用动植物生态位差异发展散养禽类，其中林下养鸡，由实验前的无，发展到目前的3万只。生物质能源利用，为所在村庄发展沼气130户。害虫采取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相结合方法，最终实现17亩实验区内告别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添加剂，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有机玉米产量达1100斤/亩扣除水分和杂质，净产量961斤/亩。
长达六年的研究与实践使中国农业科学家蒋高明得出自己独到的结论，他说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实现“生态农业”，实现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生态方式增加地力，而绝非通过大量实施化肥方式走“化工农业”的模式。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6月发布公告称：“让农业回归自然”。倡导以“小农”经营和节约增长的方式发展农业，而不是搞单挑一的转基因“化工农业”。联合国总部发表新闻公告说明，实行天然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可在十年内使粮食供应翻番，从而能满足未来可能的全球90亿人口的食品需要。欧美等发达国家将人类吃饭的眼光重新回到天然有机农业。看来，中国是该就恢复生态农业模式做出选择了。
四、真的是“屁股决定脑袋”？
中国城镇化建设究竟向何处发展，尤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选择，已经跳出高贵的“设计特权”阶层，延伸到大众层面。目前，舆论的力量正在将其引向深入，总体来讲，体现的是积极的“建言献策”；但是专家的力量也在聚焦，不过其利益的倾向性正在“日渐暴露”，已经揭示出所存在的三方面的利益博弈：
1.农业增产的路径。目前，中国农业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力下降是种子问题，事实上，限制中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种子不争气，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尤其是地力严重下降所致。研究表明，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8个方面，“种”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八分之一。
2.农业补贴的黑洞。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科学界“将相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各自为自己圈定的界别去争取经费不惜“大打出手”，手段也在不断升级。目前，中国的生物技术专家暂居上风。他们对生态农业采取恐吓式指责：“继续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粮食恐慌”论给生物技术派的科学家们带来了丰厚的支持，经费大幅增加，国家为了增加1000亿斤粮食，投资1000亿元用来发展农业科技尤其转基因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历年投入的农业补贴高得惊人，例如，2011年国家投入1万亿，地方1.5万亿, 约合每斤粮食2.5元/斤粮。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没有产生直接的关系，这大笔的国家投入大多并没有直接进入惠农领域，其中大量进入到各个利益阶层的腰囊。
3.农民利益的剪刀。研究表明，中国目前农村种地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7岁，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0%，妇女和老人已经成为种地的主力军。这样长期下去，十年之后，谁来养活中国的城里人。年轻的农民不愿意种地，必然依靠更多的化肥来“催生”。这就是实施“化工农业”的必然后果。如此这般，中国的粮食安全日渐堪忧。由于历史的积久推延，农村的发展始终处于滞后状态；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处于产业结构末端的叠加效应，农民的收入处于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窘境。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如不采取措施调整，预计在2045年，城乡居民的消费实际差距将拉大到73057元。
在中国所有行业中农业是最基础的；同样，在所有群体中农民是最低端的。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受到资本的严重剥蚀，这从世界角度来看，都是等样的。难怪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发出警告称，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城镇化。
五、城镇化聚焦“农业设计”
城镇化这扇大门既然已经掀开，那自然要首先聚焦在农业领域，因为这里聚集着巨大的利益，同时也蕴藏着极端的危险。试想剥离矛盾而直接取利，显然是不现实的。“设计”本身就是利益的取舍。城镇化的设计自然也是关乎各阶层的“福祉”。
1.“模式”关乎利益。今天中国农业，是要“现代农业”式的“化工农业”，还是“返璞归真”回到“生态农业”，其焦点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如何提升生存质量的问题。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这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态度，是历史性的进步。当然，农业存在地域、规模、条件、文化等诸多差异，加之中国人口的“巨大负担”，不可能要求其使用的“模式”，做到千篇一律是一个“模板”。但是人们追求“归真”的意愿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这是人类道德共同的基本底线。
2.“农民”关乎市民。既然明确了农业增产主要来源于地力增强和投入面积增加这两大途径。那就要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实施主体“增加投入”，这主体就是农民。以往，中国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层面的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从逻辑上就必然启用“剪刀差”来调节利益取向。今天看，若再沿用旧逻辑，损伤的将是“城市人”自己。因为化肥产自于“城市人”，最后还要“倾泻”给“城市人”；粮食压价源自于“城市人”，最后农民产粮“自保”，缺粮挨饿的还是“城市人”。关心农民就是关心自己——这应成为“城市人”的新理念。
3.“决策”关乎成本。按照“模式”、“路径”、“动力”的这一逻辑一路谈来，剩下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决策”。连续十年的“一号文件”，还是导致卖粮难；连续十年的“巨额补贴”，农民还是囊中羞涩；连续十年的“科技扶贫”，科学家在不断地“增收”，农民却还是“撂荒土地”，外出艰难打工。“决策”是调节利益的最后一道“砝码”。国家是否能将政策的实施“接上地气”？每年超万亿的补贴，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实惠，怨言还在不断增加。“决策”的糊涂或延误，都将导致中国总成本的持续增加。
有两点应该肯定：城镇化无论怎样设计，最终目标——“乡下人”不可能全部迁至城里居住；城镇化方案无论怎样致臻，最终粮食——“城市人”不能自己亲自去种。两者间的利益已经不能再次被人为分割了。“乡下人”与“城市人”的边界，随着双方共同利益的博弈，将更加走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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