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的中国
林毅夫：应加快从双轨制到市场经济的改革
未来十年，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关键的十年。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经济具有维持20年保持8%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的潜力，但是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中国需要克服很多挑战与困难。
这些挑战和困难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第二，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是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比如，对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把问题的根源消除。再比如，腐败的问题，有寻租空间就会滋生腐败行为，只要将寻租空间去除，腐败就会减少。
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大的是初次分配很不合理，如果我们能改善初次分配的话，那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缓解。本次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一个新的提法，即调整两个比重，一是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它的实现方针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收入分配问题解决的较好方式是，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作为一种补充手段。
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应该会让经济最有竞争力，就产生了效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非常有竞争力，创造非常多剩余，资本积累非常大。因此我们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向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会上涨非常得快，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如果穷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值钱，富人的资产相对越来越不值钱，收入分配的现状应该是会改善的。
实际上东亚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收入分配也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疑问，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非常快，怎么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呢？目前发展非常快的同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其实都与双轨制有关。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以及垄断问题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垄断同时形成了寻租空间，滋生了贪污腐败。收入分配的问题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我们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未来的十年，如果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在初次分配就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我们现在应该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不仅我们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越快，收入分配应该是越来越完善，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对国内不管是经济稳定快速发展还是社会政治稳定最关键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加快深化市场取向，把经济当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经济能够发展更好，社会分配也会更公平、更稳定。
现在不仅是应该改，而且到了可以改的时候。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极端低下、资本极端短缺，有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需要继续补贴维持生存。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了，不是资金短缺的国家了，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都符合比较优势了，也是有自生能力的，就不必要再给他补贴了。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相信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够达到。
蔡洪斌：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会导致发展陷阱
我们现在提出很多问题、挑战，其中结构问题谈得比较多，但是这里我们回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些最基本因素。经济学上经常讲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制度学派的所谓产权保护。道理很简单，只有产权有所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进行技术的创造。但是这三个要素中，所有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没有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人力资本投资，没有理论说哪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需要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保护制度。
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讲，人力资本是装在劳动力脑袋里的知识、技能，这些保护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特别强调。只要取消了奴隶制，没有人能够强制占用别人的人力资本。但问题就在于人们是不是愿意做人力资本投资，他的积极性从哪儿来。这个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我们研究长期经济增长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种各样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其实是比较难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增长区别。比如说制度学派的产权保护，拉美国家的产权保护一定比韩国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时候差吗？他们当时的制度环境，一定就是韩国这些成功国家制度环境就比其他国家好吗？经济结构也好，经济政策也好，其实这些很难说哪个国家某个特定的经济制度，就一定能够保证它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说制度和产权保护，这些经济结构不太能够解释的话，另外一个值得去探索研究的方向，就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人们愿意投资人力资本，愿意获得教育提高自己的技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一定是社会上提供了条件，人们看到了投入会带来回报的希望。所以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社会能否保持良好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代际之间的流动，是一种社会弹性，是社会垂直通道的畅通。如果一个社会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年轻人不管出身背景、家庭条件，都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他就愿意做人力资本投资，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这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才有保证。
从这个角度观察，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化非常强。拉美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性非常强，如果家庭背景不好，就没有希望得到好的教育，就没有好的未来。而日本和韩国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是所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这可能是他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尤其是前二十几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释放了社会活力，打开了原来很僵化的社会通道。无论是早期的农民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下海商人还是农民工大潮，都是看到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有一些新的机会，大家就通过努力获得这样的机会。
这二十年走过来，现在社会结构却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趋势。这种反向趋势与市场经济制度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系、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有关。相对来说，优势阶层容易利用这些机会更加扩大自己的利益，其他非优势阶层的利益受到相当地挤压。中国社会固化的趋势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从数据来看还是从现象来看，还是各种社会调查，都发现代际相关性在提高，社会流动性在下降。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中国无论结构调整还是政策调整，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都没法保证。
在这个转折点上，一方面当前经济改革需要重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新的领导人不只是关注这一届经济增长，现在能不能稳住，或者说经济增长在5年、10年之内实现什么目标，而是把中国更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打扎实。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做社会结构调整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真正打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保持中国经济长远的不断进步。
蔡昉：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分析我国未来发展的走向。过去几十年我国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增长。在对外开放、劳动力充足、储蓄率高的现实环境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发生，人口红利为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分解我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是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改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完成了资源重新配置。每一个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有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出现了减弱的现象，15~5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到了2010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基本消失了。这里需要指出，之所以选择15~59岁这一年龄区间，在于，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年龄区间段上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未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趋缓，第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负增长。由于我国过去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不平衡是不会持续的，同时随着投资的深化，资本报酬出现下降的现象，因而未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投资增长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重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事实也证明了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在1995年时，我国的劳动力增长率为10.3%，1995~2009年我国劳动力增长率为9.8%，到了“十二五”期间仅为7.2%，如果以此类推，“十三五”期间，可能只有6.1%。
我国目前和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发展特点极为相似，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出现了接近二十年的零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这也给我国带来警示，未来如果不能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日本。
对于未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除了刺激需求这一传统杠杠外，对于我国而言，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可以作为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需要我们对供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比如通过改善资本的供给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目前，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使用过度以及政府过多介入，导致资本密集度过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明显高于沿海地区，这种产业结构偏离了资源结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未来亟待调整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另一出路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倘若行业与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差距能够得以缩小的话，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进一步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意义。
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行业内企业之间生产率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明显高于美国，倘若我国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与美国保持持平，那么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另一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企业自动进入和退出机制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两项研究对我国的启示是，我国目前还没有挖掘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源泉正是——“改革”。我国国有垄断企业没有良好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不允许其他创造性的企业进入，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失去了活力，为全要素生产率带来巨大的损失。
只有通过未来的改革来改善制度环境、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未来保持8%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余永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趋势
借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在特定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下，经济收敛于一个稳态。在稳态水平上，经济体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如果该稳态均衡点低于3万美元，则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该稳态均衡点低于2万美元，则可能落入贫困陷阱。此时需要很强的外力推动才能摆脱，如暴力革命、外国入侵和马歇尔计划等。
东亚模式广为熟知，但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泰国陷入国内动荡，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状况不好，韩国经济增长时好时坏，中国台湾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致为1%。东亚模式可以让我们顺利起步，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克服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国模式难以定义。我国的初始条件与东亚各国情况不同，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且中国人非常聪明。我定义的中国模式等价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初始条件加上出口导向、投资导向的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虽然目前较为成功，但是仍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改善投资的问题，投资的增长速度不能过快，同时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借鉴中国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内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板块是的投资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房地产投资是盖府衙、摩天大楼。房地产对于GDP的贡献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世界范围内仅此中国一家。钢筋水泥无法长期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第二点是招商引资问题。过去，我国招商引资，给予外资大量优惠政策，将国内资本挤出去，尤其是民营资本，其只能投资到收益为2%的美国国库券，这对于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是有害无益的。第三点是国企领导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第四点是我国出口顺差累积和外汇储备问题。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净资产，但却反而要向其他国家支付利息，使美国成为债权国。但是，不得不说，中美之间的合作是必然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外出口，同时我国需要美国还钱，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对美国有贸易逆差。
最后一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倘若听任利益集团来确定我国的发展方向，我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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