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两个月，十几位银行家都会在周日的晚上于瑞士的巴塞尔碰头聚餐，地点位于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圆柱形建筑的第18层。
晚宴上有关货币和经济的讨论不仅仅是学术性的。晚宴的座上宾可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行长，这些人代表的国家一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在一起超过5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四分之三。
近来，这些秘密会谈的主题开始转向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各国央行为了治理本国经济所采取的激进措施。自2007年以来，全球央行已经向世界金融体系注入了超过1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面对经济复苏乏力和欧洲经济问题持续发酵的现状，各国央行加快了注入流动性的速度。全球最大的几家央行计划以购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形式向经济再注入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
这些央行行长在货币政策上采取的策略并不能在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理论支撑。这些人实际上在进行一次高风险实验。他们部分利用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求学任教的一批学者所做出的学术成果。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未能在财政政策上达成一致（即在经济增速放缓期间，如何才能最好地平衡税收和支出），但通过频繁对话以及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的关系，这些央行行长已经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政策路径，这一路径并不受选民以及政界人士的影响。
如果这些央行行长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将有助于避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并不再重复中央银行在上世纪30年代犯下的错误。如果他们错了，他们可能令通货膨胀再度抬头，或为下一次金融危机播下种子。他们的失败还可能导致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权力和独立性做出新的限制，而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等非常时期，中央银行被认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他们是干涉过多还是做得不够，历史会做出结论，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一过程尚未结束；他们在承担风险，因为这是一个试验性策略。罗格夫还是《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的合着者。该书研究了八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现在每月购买价值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在上周三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再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已经同意通过银行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注入企业和家庭部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则承诺压低那些向其寻求帮助的政府的借贷成本；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备受外界要求其应对通货紧缩的压力，计划购买91万亿日圆（约合1.14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
上述这些举措的目标是降低借贷成本，刺激股市，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消费和投资。但该方法从未在全球范围内做过如此大规模的检验，今年以来全球央行行长已经召开了多次幕后会议评估该试验可能带来的风险。
今年6月那次晚餐聚会过后的第二天，主办宴的一家机构的负责人就在一次讲话中对这些央行行长提出了警告。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行长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说，各中央银行发现自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它们被迫扮演最后决策者的角色，它们正在进行大规模货币刺激。他说，这些紧急措施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有可能产生不受欢迎的效果。这次晚宴就是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的。
持这种与主流观点相左看法的人还有一个担忧之处是：央行采取措施提振股票市场和降低信贷成本使各国政府得以推迟做出解决预算赤字不断增长等问题的艰难政治决定。
发出批评言论的还包括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目前正日益成为一个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形势的重要场所。这些经济学家说，正寻求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央行目前被牵扯进了太多的任务中去。
国际清算银行货币部门的负责人切凯蒂(Stephen Cecchetti)说，央行解决不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表达这一观点，都说烦了。
央行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龙头。龙头打开时，新流出的资金就会起到给经济加热的作用，能降低利率和失业率，但也会带来出现高通胀率的危险。而龙头关闭时，利率会上扬、经济会冷却，但物价也会受到遏制。
央行人士已经保证说，一旦世界经济重新站稳脚跟，他们会以足够快的速度关上资金龙头，以阻止高通胀现象出现。但在恰当的时间从金融体系中抽回如此多的资金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和实际操作中的难题。
英国央行副行长比恩(Charles Bean)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种不同寻常的环境中，我们正在使用一种我们没有多少使用经验的政策武器。
央行行长属于政府中最受孤立的群体。如果他们与私营部门的银行家们交往过于紧密，就有可能令市场感到不安，也有可能使一些交易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央行行长努力与政界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自从2007年末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央行行长一直依赖于从同行处获得政策建议。他们携手努力帮助遏止住了世界经济的螺旋形下行，他们将利率推至历史低点，并向摇摇欲坠的银行和市场注入了数万亿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圆。
世界最有权势的央行行长中的三位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院(MIT)经济系一座名为E52的大楼里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曾在上世纪80年代在这所学校短期教过书，期间他曾与贝南克合用过一间办公室。
许多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有可能帮助经济平缓渡过低迷期。这种观点认为，央行在政府发挥这种作用方面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它们能决定利率水平，还体现在它们能通过字斟句酌的政策声明来影响公众的预期。
这些日后的央行人士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和工作时，他们凭空设想着各种数学模型，并在研讨班上以及波士顿地区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旁一个简陋街区的简易连锁餐厅里讨论各自的想法。
而周日在巴塞尔举行的晚宴上，这些人谈论的是政府在现实世界所遇到的迫切问题。这些晚宴常常会持续三个小时。晚宴是为期两天会议的一部分，这种会议每年要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六次。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领导人，以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巴西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央行行长。
花旗(Citigroup)经济学家、美联储国际事务部前负责人席兹(Nathan Sheets)说，晚宴是人们真正私密交谈的地方。席兹供职美联储期间并没有出席过那些晚宴，但对具体情况比较了解。他说，金融危机期间，每场晚宴都很重要。
晚宴在一个由瑞士建筑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装饰的房间里举行，英国央行行长金主持讨论。该事务所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方。房间内的用餐区散发着白兰花的香气，白 落地，黑色吊顶，外带全景式视野。用餐区内有一张圆桌，出席晚宴的人在指定位置就座。
金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完全私密的讨论。他说，如果你想了解央行如何看待一些问题，或一旦发生特定事件未来它们可能出台什么举措，晚宴会给你提供一大便利。
了解晚宴情况的人表示，在上过开胃菜和红酒以及寒暄过后，就会开始讨论严肃的话题。金一般会要求同行们谈谈各自国家的经济前景，然后其他人会问后续问题。晚宴聚会没有文字实录或会议纪要，工作人员不得入席。
这个有18位成员的组织其官方名称叫做经济协商委员会(Economic Consultative Committee)。该委员会仅发表过一次公开声明：今年9月发出的一封只有两句话的函件。函件回应有关方面对私有银行合谋操纵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Libor)的指控，承诺将为银行间拆借市场寻求解决办法。
晚宴结束后的次日周一，在（国际象棋）“车”型的国际清算银行大楼较低楼层,那些央行行长们会与更多央行行长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工作人员则会坐在一旁的白色皮革办公桌边。
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出席过周日晚宴的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说，这些会议是了解全球形势的十分重要的平台，人们在这里可畅所欲言。
央行行长常常会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这就是让世界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不过，其它时候他们的看法却会截然相反。
譬如，美联储曾在2010年11月推出了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的量化宽松计划。知情人士表示，几天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达德利(William Dudley)和美联储副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在出席巴塞尔晚宴时，对发展中国家因美联储刺激计划而大为光火感到吃惊。在那场晚宴上，达德利和耶伦大部分时间是在解释美联储的举措，因为其他央行行长担心，该计划会造成通胀，或引发大量资本流入他们国家，而这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苏巴拉奥说，每次只要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就会引起大家的议论，我们都必须考虑本国决策会对它国产生的溢出效应。他说，巴塞尔晚宴是一个可以表达这种忧虑情绪的地方。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当时主要负责处理一战后德国的赔款支付问题。此后，该银行的角色范围有所扩大。上世纪70年代，它成为讨论银行资金规则的核心地方，并在90年代成为央行行长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会场。
央行行长一般不会正式协调其举措。贝南克、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更关注国内的挑战。了解白川方明言论的人表示，他常在巴塞尔就量化宽松政策的有效性对其他人提出警告。白川方明的犹豫不决让日本央行成了上周日日本大选的话题之一。日本首相的热门候选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承诺，将约束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并要求该央行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结束国内的通缩。
不过，在央行行长们忙着应对在复苏全球经济问题上存在的怀疑和分歧之际，他们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同行互助关系，将其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抗击金融不稳定的努力。他们的关系在电话和面谈中得到体现。
金说，央行合作的一大秘密是，在危机中，你可以拿起电话，迅速就某事达成协议。
今年夏天，随着各央行准备推出新一轮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个央行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据记者提出公开记录查询申请后获得的贝南克的电话记录显示，6月8日，贝南克和金在美联储及英国央行召开政策会议之前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几天后，贝南克与加拿大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通了电话，卡尼上个月被任命为金的继任者。不久后，贝南克致电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费希尔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是贝南克论文的指导老师。
在央行行长评估希腊选举对欧洲金融体系的影响之际，据贝南克的电话记录显示，6月18日，贝南克一大清早就在国会山的家中与德拉吉和金通了电话。
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央行行长之间角力。一种观点认为，央行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做得不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缺乏足够的威力，难以帮助经济体，并可能引发失控的通胀或又一个金融泡沫。
今年8月，围绕这两种立场的紧张拉锯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举行的美联储年会上公开化。波森(Adam Posen)在会上谴责央行行长因自己设定的禁忌而不愿更大力度地刺激经济。波森最近结束了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四年任期。
波森说，央行应该给予美国抵押贷款和欧洲国债这类疲弱的市场更多的帮助。
另外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欧菲尼德斯(Athanasios Orphanides)则持相反的看法。他最近结束了塞浦路斯央行行长的任期。他说，上世纪70年代，央行曾力求将失业率降至60年代的低水平。他说，他们错误地过长时间保持过低利率，带来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充分就业。他说，如果央行重蹈覆辙，再次高估自己降低失业率的能力，随后灾难会表现在物价上。
与此同时，比恩说，他担心现行的低利率政策将失去成效，金最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比恩说，当政府和私营部门背负过重的债务时，低利率催生的企业和消费支出可能要比预期低。
前美联储副主席科恩(Donald Kohn)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
讨论期间贝南克静静地坐着。但他和其他主要央行的行长已经准备发动新的货币攻势。
几天后，欧洲央行宣布了一项协议，将购买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的国债，但条件是受助国必须坚持实施财政紧缩措施。
之后，美联储宣布了计划，它将每月购买债券，直到美国就业市场明显好转。尽管白川方明犹豫不决，但日本央行很快效仿，发布消息称日本央行也将扩大债券购买计划。
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对央行的努力越来越表示怀疑。他们说，在金融危机前，他们曾警告要注意信贷泡沫，但没人理会。前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怀特(William White)说，没人重视我们的警告。
他说，眼下，央行可能在追求短期增长这一艰难目标时，再次走向长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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