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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变动时代中的中国企业家

发布日期:2017-12-22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

    最近流行电影里有句台词,“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细究下来,大宗师如是,小商人也不例外。
    笔者近期参加了一个关于“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研讨会,方家各有见地,一位参会朋友则自陈“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生意人,但是我认为自己是企业家”。不过有趣的是,何为企业家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
    例如,有地产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公共空间则动辄不无低姿态地自称“买卖人”,而学者傅国涌则指出,民国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命名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辛亥革命不过百年,中国企业家的自我定位之间,大与小之间,究竟隔了多少时代鸿沟?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学院派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语境下又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家往往是双线作战,除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往往还需应对制度与政策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可定义为因其工具理性而取得成功的人,而非因其价值理性的感召力而著称。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必须处理多种矛盾、解决各类问题,他们必然不能仅倚仗内心信念从事,而必须学会妥协、学会照顾别人的利益,在现实的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寻找解决之道。
    近日国内学界所呼吁的制度企业家,其本质还是在于制度领域,也就是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的政治家,其气场往往与企业家不相符合。上文所谈张謇,可谓中国近代商人一流人物,但是他第一次见孙中山,评价是“不知崖畔”,用今天话说就是有点不着调,并非张謇没有眼光,而企业家和政治家,本质是两种社会生物。
    一言以蔽之,企业家是善用游戏规则而获利的人,而不是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企业家追求利润机会,不管这种利润机会是因其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获利,还是因为寻租而获利。政治经济体系设定游戏规则,企业家是游戏局中的玩家,而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换言之,企业家不过是制度的投射,犹如种地,都是同样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种子,年景好一些,可能多收三五斗,年景坏一些,甚至就颗粒无收,甚至没有发芽机会。
    也正因此,中学教科书所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其根由。一方面,企业家拥有庞大资产,天然希望社会体制能够保护私产、尊重人权、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也切身体会到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这种意义上,企业家除了上述的软弱性之外,也具有改良性。如果社会上出现了改良的潮流与可能性,他们的资源与解决问题的天性与能力,可以起到巨大的辅助性作用。
    另一方面,现实格局中,中国企业家切身感受到体制的强大。即使在制度企业家的意义上,企业家们愿意在局部通过对资源的重组、流程的再造而参与重塑游戏规则,但这仅有局部意义,更多情况则是企业家利用制度而获得最大效益。
    除了定位,跌宕百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的选择领域有没有突破?毕竟,最新的趋势是从裸官到裸商。即使如柳传志这样的大腕,也曾明确表示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工具理性之下,经济人自然追求效率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也正因此,企业家不一定是制度改良的推动者,甚至往往利用制度而寻租,这就是原罪论与仇富论在国内大行其道的土壤。放眼当下,国人的问题并非工具理性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的工具理性过分发达),而在于价值理性之不足,而唯有新价值得到社会阶层的认同,能够在获得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之上进步,中国社会之改良才能踏上正途。
    也正因此,变动时代,由于企业家的角色给定,其企业家的选择往往也是被动,即使主动,结果很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冯仑曾总结过去一百年的企业家四种选择,张謇是第一种,学问好,出身状元,又是立宪派的首领,可谓理想与事业兼备,在政治与经济的变化算是游刃有余,第二种则以在1952年自杀的卢作孚为代表,同样是理想主义,却在政治转换中不能适应;第三种则舍弃身家投身政治,以荣毅仁为代表;还有一种,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有如韦小宝的一走了之。
    用脚投票,这已经是是弱者的终极反抗,无奈的最后一招。企业家绝不是改造社会的英雄,从分工角度而言也是如此,也往往容易成为被民粹牺牲的一个阶层,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即使煌煌如罗斯福新政,其背后也有不少私营业主成为其新政的悄无声息的牺牲品。
    也正因此,所谓企业家的责任,仍旧可以立足于做好其本职工作,这仍旧是企业家的最大社会责任。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这就是微观个体而言企业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自然,如果企业家是追求发展机会而兴旺,将远好于依靠寻租而兴旺。事实上,寻租日益显示出其双面性,与权力的接近即是获利捷径,也可能带来毁灭,最近大连的案例或许可予人以启示。
    令人悲观的是,即使一些企业家对接近权力有所戒惧、有此自觉,也只不过是把寻租机会让给了不那么成功、不那么有廉耻心、不那么有长远打算的未来企业家,这也是游戏规则给定之下的“逐底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呼吁企业家的“高尚”,其功效只能是缓慢积累的。
    企业家并非社会改良的直接推动者,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变动时代无所作为,企业家仍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来传递其价值观,无论直接或间接。回顾民国,四种企业家选择的结果或许差不多,但是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导向,无论工具理性之上还是价值理性至上,其实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种选择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为后人所知,否则我们何以今天还在追思张謇。
    怎么办仍是中国企业家的集体焦虑,企业公民的概念看似有些空中楼阁,企业家首先应该学做公民,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公民权益以及自由,这一点其实与其他民众并无区别——甚至,伴随着中国社会民粹化的趋势日重,企业家甚至会遭遇各界的更大压力,中国企业家应该为此未雨绸缪。
    本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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