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电影里有句台词，“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细究下来，大宗师如是，小商人也不例外。
笔者近期参加了一个关于“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研讨会，方家各有见地，一位参会朋友则自陈“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生意人，但是我认为自己是企业家”。不过有趣的是，何为企业家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
例如，有地产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公共空间则动辄不无低姿态地自称“买卖人”，而学者傅国涌则指出，民国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命名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辛亥革命不过百年，中国企业家的自我定位之间，大与小之间，究竟隔了多少时代鸿沟？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学院派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语境下又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家往往是双线作战，除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往往还需应对制度与政策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可定义为因其工具理性而取得成功的人，而非因其价值理性的感召力而著称。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必须处理多种矛盾、解决各类问题，他们必然不能仅倚仗内心信念从事，而必须学会妥协、学会照顾别人的利益，在现实的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寻找解决之道。
近日国内学界所呼吁的制度企业家，其本质还是在于制度领域，也就是引领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的政治家，其气场往往与企业家不相符合。上文所谈张謇，可谓中国近代商人一流人物，但是他第一次见孙中山，评价是“不知崖畔”，用今天话说就是有点不着调，并非张謇没有眼光，而企业家和政治家，本质是两种社会生物。
一言以蔽之，企业家是善用游戏规则而获利的人，而不是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企业家追求利润机会，不管这种利润机会是因其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获利，还是因为寻租而获利。政治经济体系设定游戏规则，企业家是游戏局中的玩家，而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换言之，企业家不过是制度的投射，犹如种地，都是同样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种子，年景好一些，可能多收三五斗，年景坏一些，甚至就颗粒无收，甚至没有发芽机会。
也正因此，中学教科书所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其根由。一方面，企业家拥有庞大资产，天然希望社会体制能够保护私产、尊重人权、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也切身体会到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这种意义上，企业家除了上述的软弱性之外，也具有改良性。如果社会上出现了改良的潮流与可能性，他们的资源与解决问题的天性与能力，可以起到巨大的辅助性作用。
另一方面，现实格局中，中国企业家切身感受到体制的强大。即使在制度企业家的意义上，企业家们愿意在局部通过对资源的重组、流程的再造而参与重塑游戏规则，但这仅有局部意义，更多情况则是企业家利用制度而获得最大效益。
除了定位，跌宕百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的选择领域有没有突破？毕竟，最新的趋势是从裸官到裸商。即使如柳传志这样的大腕，也曾明确表示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工具理性之下，经济人自然追求效率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也正因此，企业家不一定是制度改良的推动者，甚至往往利用制度而寻租，这就是原罪论与仇富论在国内大行其道的土壤。放眼当下，国人的问题并非工具理性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的工具理性过分发达），而在于价值理性之不足，而唯有新价值得到社会阶层的认同，能够在获得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之上进步，中国社会之改良才能踏上正途。
也正因此，变动时代，由于企业家的角色给定，其企业家的选择往往也是被动，即使主动，结果很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冯仑曾总结过去一百年的企业家四种选择，张謇是第一种，学问好，出身状元，又是立宪派的首领，可谓理想与事业兼备，在政治与经济的变化算是游刃有余，第二种则以在1952年自杀的卢作孚为代表，同样是理想主义，却在政治转换中不能适应；第三种则舍弃身家投身政治，以荣毅仁为代表；还有一种，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有如韦小宝的一走了之。
用脚投票，这已经是是弱者的终极反抗，无奈的最后一招。企业家绝不是改造社会的英雄，从分工角度而言也是如此，也往往容易成为被民粹牺牲的一个阶层，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即使煌煌如罗斯福新政，其背后也有不少私营业主成为其新政的悄无声息的牺牲品。
也正因此，所谓企业家的责任，仍旧可以立足于做好其本职工作，这仍旧是企业家的最大社会责任。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这就是微观个体而言企业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自然，如果企业家是追求发展机会而兴旺，将远好于依靠寻租而兴旺。事实上，寻租日益显示出其双面性，与权力的接近即是获利捷径，也可能带来毁灭，最近大连的案例或许可予人以启示。
令人悲观的是，即使一些企业家对接近权力有所戒惧、有此自觉，也只不过是把寻租机会让给了不那么成功、不那么有廉耻心、不那么有长远打算的未来企业家，这也是游戏规则给定之下的“逐底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呼吁企业家的“高尚”，其功效只能是缓慢积累的。
企业家并非社会改良的直接推动者，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变动时代无所作为，企业家仍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来传递其价值观，无论直接或间接。回顾民国，四种企业家选择的结果或许差不多，但是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导向，无论工具理性之上还是价值理性至上，其实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种选择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为后人所知，否则我们何以今天还在追思张謇。
怎么办仍是中国企业家的集体焦虑，企业公民的概念看似有些空中楼阁，企业家首先应该学做公民，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公民权益以及自由，这一点其实与其他民众并无区别——甚至，伴随着中国社会民粹化的趋势日重，企业家甚至会遭遇各界的更大压力，中国企业家应该为此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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