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夏季达沃斯传来最新信息显示，全球经济形势判断依旧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同时退出非常态货币政策的阴影又挥之不去。目前大家还对货币幻觉有着毒瘾般的依赖，无论是脱离全球化旧时代，还是进入稳定的新常态都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一过渡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下行风险、权力真空和地缘冲击。
全球化的新阶段，不仅需要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格外努力，更需要二者同心协力建立新的循环结构以补充原来的G2或者准G2结构。同时，中国的镜像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不仅要积极调整对外交往的利益模式和理念，也需要在中国内部全面扬弃传统的GDP锦标赛。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表示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中国应该以可持续的常态增长全面回应全球化的4.0时代。
回顾过去三年的观察（笔者相关系列报告名字分别为2012升引擎、变逻辑、再布局；2013新常态、求改革、寻找隐形冠军；2014改革锦标赛），再结合对中国模式、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认识，笔者将中国宏观经济这十来年（2002-2014）的关键逻辑结构总结为以下几点：旧秩序、大危机、新常态、求改革、升引擎，这应该就是理解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演进趋势的基本逻辑。
旧秩序
危机之前就是旧常态和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即全球化3.0模式。它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在贸易方面，全球形成三元结构，分为资源型国家，消费类国家和生产国或者制造型国家。制造型国家也分三六九等，比较成功的例如德国、日本，他们在汽车、数控机床等精密制造上具有优势，比较难受则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等较为低端的制造经济体。由于中国的制造型经济体的定位，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因为中国是个夹心层，它必须要到资源国把原材料买回来，买得越多自然就会越来越贵，不光是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同时跟风炒作的投资者也会跟上，把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好不容易赚了一点美元，又重新投资到产能建设中去，为了可以赚更多的美元，所以产能越来越过剩，产品生产得越多，就只能打折销售，自然非常便宜，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夹心层就意味着利润肯定是越来越薄的，除非能够在产业价值链上快速跃迁。
第二个维度就是在货币方面，中国目前积累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结售成为了人民币，这就是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高达27万亿人民币以上，而广义货币存量M2也接近120万亿人民币，而M2是由基础货币膨胀而来，而这就是现在看到高企的房价，以及人民币为什么会对内贬值的来源，它释放出人类历史上最高幅度的广义货币和购买力。
这个故事还有更加诡异的另一面，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确实创造了繁荣和泡沫，但它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去哪里了呢？去买了美国的国债。当美国国债买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收益就会越来越低，中国买了1.2万亿的美国国债，日本也买了1万亿，再加上中东石油国，还有其他有美元储备需求国家，都在大力买入美国国债，这必然在边际上导致美国长期国债收益越来越低，趋近于零，而这其实意味着大家齐心合力在为美国做量化宽松（QE），这就制造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狂欢。伯南克等有选择地把危机的源头归结于中国的过剩储蓄和外汇储备，罔顾了包括日本等制造国和石油美元等最早也是最大的贡献者角色。从在时间序列上看，在边际力度和速度上中国的贡献确实是其中的最大者,但中国疯狂积累外汇积累仅仅发生在2001年后。因而，货币面上最诡异的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然用第一大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债务），作为自己的货币发行基础。
中美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美国得到廉价资金，可以对中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FDI)，买房子买车子，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买各种资源，实现美国梦，穷人都可以住豪宅；中国则得到滚滚而来的FDI和贸易盈余，然后去进行产能的再投资和发动城市化，进行和平原始积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整体经济活动拼在一起看，结论就是完美，G2可谓是相濡以沫。这样一个循环（再带上资源国一起玩）就使得全球经济一同高速增长，所以同样一个美元在美国和中国（和其他的盈余积累国）创造了双重的泡沫，直到08年这个泡沫由于美联储加息而导致最终崩溃，这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真相，成功和失败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中国对全球化3.0既爱又恨，欲罢还不能。爱它，当然是因为它通过和平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让中国完成了原始积累，中国的崛起代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财富和权力最大规模的一次重新分配。恨它，因为这个国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环境污染，劳工剥削等，但其实和平环境下的原始积累根本别无选择。那只不过是在貌似平等的市场条件和苛刻的贸易条件下，进行现代版本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大推进和大危机
因此，全球化3.0的旧秩序投影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上就是外向型经济：外需主导、大量的产能投资、快速的资本积累、高速的货币投放。这就促成了三位一体“大推进”模式的核心部分——第一是来自于中央政府，包括央行跟商业银行提供的有利的汇率和利率等要素条件；第二是由地方政府推进的著名的“GDP锦标赛”，现有体制决定的激励机制，具体利用廉价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第三则是国资和国企，能够在一些基础设施包括一些关键领域提供大量的公共资源。
其实这三种角色都是政府的手的不同形态的体现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推进基干已经具备，民间资本将填补掉其中各个方面的空隙、机会和投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箭步如飞的关键原因，这不过是全球化3.0的一个中国的镜像，在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上演大致的故事，无非是被中国的光芒遮蔽而已。
然后就是大危机，全球化3.0的高峰就是金融大危机，这意味着传统的基础结构的全面崩塌。金融危机后原来循环良好的三个世界结构的运转已经变得迟缓起来。反危机状态下的非常货币和财政政策，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的多次QE，中国的四万亿和现在的“微刺激”，只是缓和了危机的下滑程度。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已经经历过一次大的出清，然后再一波几折地逐渐恢复，但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政策正在不断的干扰出清，当第一次进行四万亿强刺激时，那不过是冰山一角，地方配套了超过20万亿投资。但进行第二次刺激时，困难就出现了，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海外国家的中央资产负债表一样已经变得非常的庞大和不健康。对于外债过多的国家，则更加危险和显得不可持续。实际上，今年所有的政策努力就是在抵御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地产内生需求下降导致的投资下滑和经济下滑。这一调整最终应该会成功，毕竟政府还有子弹，不管是中央财政能力和央行的准备金空间。
但更为困难的是，危机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变得无比的庞大，可能各个部门的赤字和杠杆无论如何最终也将会被货币化，而货币化大概率最终将会引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引发金融危机的是流动性过剩，但是拯救危机的则是更多的流动性投放。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可能通货膨胀并不一定会真的在未来几年内到来，因为资产价格始终是成为吸收更多流动性的蓄水池。但货币政策可能也永远都无法常态化。在无人知道巨大的流动性环境下，如何让音乐停止下来或者拿走酒杯而又不引发持续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
这就需要全球化4.0出场了。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励志的微信，100年前，安徽籍的李中堂访英，去欧洲购买船只、大炮和向列强借款。一百年后，同样安徽籍的李克强总理访英，去欧洲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建设。一百年可谓沧桑巨变，中国发展的根本还是在于创新升级和成为制造强国。这100年从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杀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现在再到进军全球化4.0阶段，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当然全球化4.0的循环建立还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今年发生了很多的地缘事件都佐证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例如马航失联飞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克里米亚事件、981平台，以及ISIS的崛起等。
改革锦标赛
全球化4.0中，中国的内部镜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引擎。18届三中给出的中国未来10年的总体改革蓝图非常“性感”，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强力的推进机制，不管你是否喜欢这种方法，它必然将再度解放中国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造力。具体到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笔者建议特别关注以下几个可能的改革风口。
首先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与相关改革的滞后，能源消费强度较高的同时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约束和资源压力突出。因此，资源价格改革已势在必行，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资源能源节约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通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改变传统的对资源类产品过度依赖的能源结构，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关系，促进节能减排，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从改革路径来看，此次改革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凡是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要坚决交给市场。同时，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环保、化解过剩产能。
笔者认为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不等于简单下游提价，理由在于：1）下游自身就存在着交叉补贴的现象，短期内的改革变化无法从价格表象中体现；2）市场化的结构调整方向预示着垄断企业的权力打破，利润或从垄断部分挤出；3）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组成较为复杂，需要细拨价格组成成分，从中进行受益研判。同时，资源要素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经验。由于各资源要素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的不同，市场化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将大相径庭。总体而言，笔者建议重点关注天然气、电力、水等领域，其将明显受益于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环保也将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随着价改的推进，相关行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将逐渐增加。
其次是“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从上海、广东、安徽等地方标杆到央企集中动作，国资运营平台、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和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在改革重点范围之中。笔者一直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性，这是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有效实现路径。国企改革并不是推进“私有化”，重要的是平等待遇和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未必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公平竞争会真正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市场化导向是必然趋势，而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之一，国企改革必然会加速推进。其实混合所有制的地位已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最新表述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更多参与国企经营。
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核心都是通过市场化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国有企业也在同时进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步骤，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保证透明度和规则有效性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难题，好的混合所有制和坏的混合所有制差异正在于此。通过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与市值管理，将是比较合理的实现路径。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利益的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而一般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在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加大投入发挥国资“集中力量好办事”的引导作用，引领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强化国资收益的社会保障和财政支撑功能，发挥更多社会性作用，如提高增值收益上缴财政比例，或将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国企改革应以推进市场化，激发竞争活力为方向。
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之一，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理顺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参与市场化竞争、提高效率、激发活力。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向：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产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战略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合理的薪酬体系、经营层股权激励和问责机制等）；引入外部竞争（垄断行业放开民资发挥鲶鱼效应）。
此外，还有“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盘活农民唯一有使用权的“财产”——土地，无论是建设用地转让的收益分配重构还是农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核心目的是使其收入有显著提高，农民将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关注点和最大受益者。其一是征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一部分用于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公共福利提升，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上要创新投融资方式，不能单纯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笔者认为将看到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逐步有条件确权和放行，以及对城乡结合部的更大力度的改造，尤其是广东“三旧改造”的经验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其二是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的问题，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亦是解决农业、农村长期发展的关键手段。一方面，农户逐渐转变为市民家庭，务农人口下降和土地整理将为发展现代化农业提供机会和空间，农业生产组织由一家一户单干向互助合作模式转型，发展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并最终指向市场化和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将成为未来的主攻方向；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经营也要求改变目前“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模式，因而必然要推动农地使用权流转，促进农地的集约化、规模化运作，这是大方向。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交易的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控制流转规模，在坚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
在众多改革的协调推进下，最终会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双向发力，从而升级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从需求端来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是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供给端则是产业链跃迁，这是指高端的装备制造业，包括智能制造和互联网技术改造，包括生产型服务业即2.5产业的崛起，以及现有过剩产能的兼并、重组和输出。
这个过程中，肯定还会交织着政府的人事变化（换届和干部调动）、强军（包括军工系统的改革）和加强新媒体建设，以及今年秋天四中全会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包括司法独立，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戏），整个逻辑就会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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