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来，色彩斑斓的科学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终于在19世纪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使得人们从一直挣扎在人均GDP仅在生存边缘的窘境大幅上升到目前较高的生活水准（如经济水准、人均寿命、教育水平等）。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创新是延续其几百年的大繁荣还是陷入了停滞，这是个学者们激辩的问题。
繁荣派领军人物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技术一直以指数方式进步，也就是说一些技术产品的速度、成本效率或者说某种能力随着时间而指数上升，同时，他也认为科技产品种类也随时间而指数增长，他称之为“库兹韦尔加速回报定律”，计算机处理器所遵循的摩尔定律就是一个例子。库兹韦尔认为二十一世纪科技仍然在加速发展，这一百年的科技成就，将会是过去一千年成就的总和，而人工智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创新，他预言约2030年，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他把这个时刻称为“奇点”，并充满激情地呼唤：奇点临近！
《大数据》和《数据之巅》的作者涂子沛先生也是繁荣派的信奉者。他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角度来阐述科技繁荣的现状和前景，认为互联网正在从“人人互联”转为“万物互联”，这将极大地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而万物互联将造成数据超级大爆炸，催生新一轮的创新，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对科技创新持悲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大停滞》（编注：中文版近期由世纪文景推出）一书的作者考恩（Tyler Cowen）认为，作为世界科技领头羊的美国，自从1973年以来人民的中位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经济已经进入了停滞。究其原因，他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已经基本摘取了“低枝果实”，包括：大量土地的开发利用红利，大幅提升受教育人口的比例红利，最重要的是，目前支撑经济的主要科技都是1940年前发明的，在这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只有计算机，其他乏善可陈，技术领域形成一种“高原平台”的停滞景观。
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科技世界，不同的人看见截然不同风景？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作为经济学家的考恩，看见的是宏大创新，而作为发明家的库兹韦尔则能够进入科技深处，看见生机勃勃的微创新。第二，仔细考察了库兹韦尔列举的遵循指数增长规律的科技创新，都是信息类技术，也就是属于“比特”世界的东西。而考恩看见的科技创新则主要是原子世界（或者说实物世界）的创新。显然，比特世界的速度比原子世界的速度要快很多。
事实上，我们对长历史跨度宏大科技创新的研究支持考恩的观察。图一显示了人类宏大科技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无论是人口还是科技创新的累积，都呈现S曲线，最近几十年的“高原平台”现象是明显的。根据的团队研究，就人均年均宏大科技创新数而言，可见人类科技创新率从1500年开始加速成长，在1920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就逐渐下降（而世界人口增长率的顶峰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图一：宏大科技创新累积数和人口发展趋势图（横坐标年份采用Log10标尺）。人口数据来自Scott Manning population database（2008年版本)，创新数据来自董洁林研究团队。
然而库兹韦尔观察到的最近几十年在比特领域的生机勃勃的微创新也是真实存在的。于是引出了两派辩论的另一个焦点：即所谓的“生产率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考恩从中位工资的角度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经济停滞不前。为什么美国在比特世界的快速创新没有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基于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对人类科技创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结构分析，从人类科技创新在几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可见有这么几个特点：其一，公元前800年之前，人类的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是求生存；其二，人类在提升“效率”方面的科技成就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缓慢上升，在1500年之后，效率类科技创新加速发展，于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之后效率类创新的比例开始下降，形成了一波四百多年的“效率时代”，可以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质是一场效率革命；其三，从1941年开始，人类的优先度似乎从追逐“效率”转变为“效率/利用”、“机动/可控”、“求知/探索”、 “安全/健康”和“交流/娱乐”等多类科技并驾齐驱，而“生存层”的科技创新比例很小。
我们认为，生存类和安全/健康类的科技创新主要在于推动人口增长，效率类的科技创新是直接推动经济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人均GDP增长的力量，交流/娱乐类和机动/可控类科技的作用比较复杂，部分效果是提升效率，更大部分是满足人类的情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求知类的科技在短期类基本没有实用价值，是人类为了超越自我而做的探索。比特世界的大部分创新都属于交流/娱乐类，这可以部分解释比特世界创新活跃而经济没有显著增长的悖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各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都在80%左右。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大量低产值农民转化为产值更高的工人，实现了农业生产率和社会总体生产率同时大幅提升的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催生了一些崭新的行业同时工业效率大幅提升，因此在工业产值大幅提升的同时让从事工业的人数大量减少，很多人转入服务业，同时实现了人们工资显著升高和平均工作时间的显著减少（从每周60到80小时，减少到目前的约40小时）。目前，世界较发达地区如美国和西欧，农业人口少于2%，服务业人口超过75%%，工业人口约20%。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信息时代，最显著的成就是催生了信息产业，这无疑是一项经济净增长。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其他行业效率也有提升作用，互联网于上世纪末商业化之后，对服务业的改造最为显著，一些传统中介行业大幅萎缩（例如股票经纪人被电子交易取代），传统零售业也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传统信息服务业，如报纸、电视等，也被网上新闻和网上电视逐渐挤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净增长的“零和游戏”。
关键问题在于，信息时代效率提升后那些被挤出的人工接下来做什么？他们能像前两次工业革命被挤出的人一样在其他行业创造更高的产值吗？到目前为止的发达国家经济数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发国家，而他们主要是在消化西方工业革命积累的成就。一旦这个红利耗尽，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
过去几十年，关于原子世界科技创新转化为全人类福利的限制条件大家有过很多讨论，自然资源（例如石油、粮食、金属等等）的有限性是最重要的限制，地球环境对大量消费所造成的污染的容忍能力也是很重要的限制条件。
至于比特世界，在创造力生机蓬勃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坚硬的天花板：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最近几十年的信息爆炸，已经让它的消费者目不暇给，时间严重碎片化，人们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消化更多的比特了，“注意力稀缺”已经成为信息消费的瓶颈。
因此，对于未来世界，我认为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会越来越慢，中位工资和人均GDP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但随着效率的提升、以及交流和机动类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机器人的发展，可以使人们工作的时间进一步缩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是让大家均衡地缩短工作时间，例如从目前的每周5天工作制缩短到4天甚至3天工作制。换句话说，我们的孩子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因此可能变得更幸福，但他们不会是更富有的人。如果把这种情景看成是一个新高度上的马尔萨斯平衡态，人类也许会在这个新平衡态上呆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