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幸运与不幸都在于，人们只通过教科书来了解其思想。在举国通说“供给侧”时，也许只有“死狗”凯恩斯才能拯救我们。
伟大的思想家身后总会有一个时期被人当作没有用的“死狗”，似乎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宿命。1760年，莱辛在与雅柯比的谈话中曾说：“要知道现在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总像谈论一条死狗”。1827年,黑格尔提到此事时不无感慨地说：“现代对待斯宾诺莎体系以及一般对待思辨哲学的态度并不更好一些”。又过了50年，黑格尔自己也变成了时代的“死狗”——马克思评论道：“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已经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摩西·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
如今，同样的命运——至少是在中国——似乎也降临在凯恩斯身上。很多经济界人士谈起凯恩斯，的确“就像谈论一条死狗”。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们，几乎无不以宣称“凯恩斯主义过时了”为标榜。“凯恩斯”三个字，几乎变成了“刺激”的同义词，连同“需求”一起，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时髦对象。
然而，正如《国富论》经常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思想资源一样，《通论》也因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价值，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沉默而坚定的对话者。在《通论》发表80周年之际，在众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呼吁一下“费厄泼赖”，探讨一下这本书对当下经济问题的现实意义。
一、需求
人们一般承认，《通论》的首要贡献，是对宏观经济非出清状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系统的解释。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出清的均衡状态，非出清状态被视作对这种均衡状态的偏离或“病态”，是达到均衡状态前的一种次要的过渡形态。凯恩斯首先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出，古典经济学这种以均衡状态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妨碍了对经济非出清状态的严肃研究，而恰恰是这种非均衡状态,往往才是经济的“常态”。《通论》明确提出“供给并不必然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有条件”的，不是自然、必然发生的，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不能出清的基本原因。
对于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读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最为初级的常识。但在现实世界中，承认和运用这种“常识”来分析经济现象，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直接。举例来说，时下在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用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来解释目前中国经济日益严重的下行压力，进而说服人们接受越来越低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并否定通过凯恩斯意义上的需求管理提振经济的可行性。这种流行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和“产出缺口”两种现象，混淆了长期均衡位置的变化和短期均衡态势的状况。如果说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确是一个事实，那么当前更重要的事实则是总需求的下滑超过了总供给的下行，实际经济增长明显低于潜在增长能力，使得实体经济面临强大的收缩压力。目前中国所谓的“经济下行压力”，实际上更多地是对这种产出缺口的感受，而不是对潜在供给能力下行的感受。
如果真是供给因素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行超出人们的预期，现实中出现的应该是经济增速放缓伴随通货膨胀的滞胀现象，而不是目前这种经济下滑伴随通货紧缩的典型衰退现象。回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7年，中国经济只有2010和2011两年面临类似滞胀的情况。在那个时候，用潜在增长率下行等供给侧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合适的，可以说“主要矛盾是供给侧问题”。但时过境迁，从2012年开始，总需求的下滑速度就开始逐步超过供给的下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开始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如果说2012和2013两年产出缺口尚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从2014年开始，在外部因素和政策因素的作用下，总需求的下滑就开始进入加速通道，“经济不好”开始成为各方面的普遍感受。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遏制需求的持续萎缩，而不是片面强调提高供给侧效率。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没有总需求的适度温和扩张，供给侧改革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就业
作为秉承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剑桥精英，凯恩斯在《通论》中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产能的充分利用和生产要素（尤其劳动）的充分就业。产能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需要充分利用，劳动力需要充分就业，这本是最平常不过的大道理。但这种“健全的常识”，在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中，也经常是稀缺的。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产出缺口不是来自有效需求萎缩，而是来自“低级”的、“坏”的过剩产能，应该通过消灭部分供给能力的办法来消除产出缺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常常认为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规模庞大，明显超出国内需求，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只有发达国家的40%，钢铁、煤炭的国内需求是否已经饱和，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庞大人口规模，在分析产能问题时，人均指标可能比总量指标更具有说服力。就钢铁而言，中国的人均产能只是刚达到发达国家平均峰值水平，明显低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峰值水平；就煤炭而言，英国的峰值产量是人均6吨，美国是4吨，中国只有不到3吨。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产品只要有国际竞争力，其产能并不以国内需求规模为限。中国的钢铁行业在汇率持续上升且没有出口退税（意味着征收出口税）的情况下，2015年仍然取得上亿吨的出口成绩，就很说明问题。
“产能”的意义不在于“产品”，而在于“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产能本质上是它创造财富和就业的能力，是它的产业肌体。“去产能”不仅意味着消灭工厂等物质资本，消灭对应的金融资产，还意味着消灭就业和收入，最终面对一种无法消灭、无法“出清”的生产要素，这就是劳动力或活生生的人。当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时，公共政策的正常逻辑应该是为其寻找出路，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去消灭它。在近代经济史上，主要工业化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和产能过剩时，都是竭尽所能争夺国际市场，保护国内就业和财富增长。如凯恩斯所言，在这个问题上，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政治家，认识比古典经济学家更正确。
三、货币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企业“计划”的总投资低于社会总储蓄，而计划投资的相对不足又源自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企业家的主观预期不佳，另一个是货币经济条件下实际利率水平总有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倾向。前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出自人类本性的自然因素，很难直接加以调节，后者却属于“事在人为”，在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下完全可以得到矫正。
《通论》货币理论的核心逻辑是，货币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流动性优势，使其具有一种流动性溢价，因此利率总是有一种偏高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衰退、金融市场动荡时，由于市场主体规避风险带来的流动性需求，资金利率会显著高于实体经济的投资边际回报率，从而对总投资形成紧缩。中央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消除这个流动性溢价，压低市场利率特别是名义贷款利率，使实际贷款利率尽可能与实体经济资本边际回报率保持一致，以防止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出现。同时，由于存在名义零利率限制，央行的行动还要足够快，具有一定前瞻性，要在市场出清所要求的名义利率降到零之前采取行动，以防止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从伯南克到黑田东彦再到德拉吉，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中央银行家所做的，无非是遵循这个理论逻辑，采取一切可能办法——包括负利率这种凯恩斯曾经认为不可能的办法——来把实际利率压低到与资本长期回报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相一致的水平上。
相比之下，过去两年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名义政策利率没有对经济和物价下滑作出及时而足够的反应，造成实际贷款利率大幅攀升和宏观紧缩，名义上的“稳健”变成了实际上的“紧缩”。2014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每况愈下，股市、汇市、债市风险迭出，实际上都是这种宏观紧缩的反映。待到实体经济已经倒下后，再放松信贷就只能刺激房地产这种“无风险资产”，造成经济进一步的扭曲和进退两难。
正如德拉吉先生所说：“太迟行动的风险高于太早行动的风险”——这话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尽管适用的原因并不相同。
四、工资
从经济学逻辑上来说,当市场不能出清时,一定意味着某种价格的失灵。古典学派把失业现象归因为名义工资不能有效调整，也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失灵，凯恩斯则更多地将其归因为利率不能随资本边际收益率有效调整，也就是资金价格的失灵。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常常把凯恩斯主义与古典学派的根本差异，归结为名义工资刚性问题——前者肯定名义工资刚性而后者否定。但如果我们通过《通论》本身而不是教科书去理解凯恩斯，就会发现他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更为复杂、更为精巧而且值得我们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实际上，凯恩斯并非不知道名义工资可以具有弹性，在经济萧条时，名义工资完全可以充分降低以反映价格水平和生产率的下跌，政策制定完全可以往压低工资这个方向走，这也是一些国家所谓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他同时认为，维护名义工资刚性是一种在政治和社会上更为“可取”的状态——与其通过压低工资去实现市场出清，不如通过压低利率去实现市场出清，与其让劳动者承担调整成本，不如让资本所有者更多承担成本。凯恩斯观察到，在现实社会中，土地和资本是更为强势的生产要素，其利益在经济衰退期更容易得到保障，劳动则是弱势要素，利益更易受到损害。作为“剑桥的精英主义者”，凯恩斯认为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应该使经济政策在分配效果上向劳工倾斜：这意味着维护名义工资刚性，以利率调整代替工资调整，容许一定的通货膨胀风险，促进名义工资的长期稳定和增长，稳定全社会的收入和物价预期——以及更重要的，对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预期。
因此，名义工资刚性，与其说是凯恩斯理论中的一个实证前提，不如说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作出的一种理论抉择。而这种视角和立场，正是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讨论所缺失的。当我们倡导“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时，这些措施对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劳动者会带来什么影响，又可能给社会和政治格局带来什么变化，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和评论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五、债务
如今流行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财政和货币扩张造成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而增长并没有有效提高。设若起凯恩斯于地下，他会如何回应这种批评呢？他也许会说：“这正是我所要的结果——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
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在经济衰退时通过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促进资本特别是公共资本以更快的速度积累，提高人均社会资本存量，最终达到资本不再短缺的程度，其结果则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利息率的下降。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债务看做资本存量的对应物，把经济增长看做收入流量，当前高债务低增长的现象，可以在经济学上代换为存量资本平均回报率的下降，也就是《通论》中提出的财政刺激政策的结果。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回报率以及相应的利息率的下降，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会使纯食利阶层的利益不再增长，新增收入流量中绝大部分成为劳动收入，从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公共资本的增加则有利于公众生活条件的改善。资本平均回报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意味着一个社会达到了资本的“普遍丰裕”，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从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从事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凯恩斯认为，在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一个社会可以在一代人时间内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从现实情况看，凯恩斯的这种或可称为“资本的共产主义”设想当然是过于乐观了。但他的逻辑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资本回报率下降现象的有益视角，这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乃至人文的视角，而非单纯的经济视角。在目前的中国，如果我们能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社会资本特别是公共资本积累，大幅度地增加医院、学校、住房、地铁、国道等供给，在宏观上可能表现为资本利息率的不断降低，但它的确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改善公众生活质量，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果我们把凯恩斯的逻辑拓展到全球，会发现虽然占据全球人口10%的高收入国家资本趋于饱和，占20%的中高收入国家资本稀缺程度显著降低，但还有70%的人口处于欠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状态，资本积累极度薄弱，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资本严重缺乏，全球总需求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毕。如果我们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促进良好发展机制在全球的推广，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实现中国式的经济发展，完全能够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全球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和适度的资本回报率，直到实现全球的资本普遍丰裕，实现凯恩斯所设想的那种人的普遍的经济解放。
六、通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理论抱负，是提出一种更为普遍性的、包容了古典理论的“一般”经济理论，这是所谓“通论”的严格意义。按照他的理解，“通论”超越古典经济学之处，在于它拓展了对经济活动的解释框架，把后者作为不言自明前提的东西变为一定条件下方才成立的原理，从而将其解释为“各种可能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均衡，“通论”除此之外还解释了非均衡。因此，凯恩斯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不是一种简单与后者对立的理论，而是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般理论”（通论）包容了作为“特殊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正如同非欧几何学框架里包容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相对论框架里包容了经典力学。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为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市场经济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我们能够渡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一劫，归根结底靠的还是凯恩斯主义。当前宣称凯恩斯主义过时甚至有害的人们，每每以“刺激政策”失效作为论据。不少人认为，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造成了产能过剩、债务膨胀、结构恶化等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则因为市场快速出清、结构改革有效，经济恢复更为健康。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正是美国采取了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有效防止了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也正是美国，采取了最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机以来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平均达到7.6%，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远高于中国同期的财政扩张水平。而严格按照凯恩斯理论的标准衡量，过去3年中国的宏观政策更多地是处于紧缩而非扩张状态。无论美国经济复苏的成功还是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困难，与其说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还不如说是对他的一再佐证。
凯恩斯的幸运与不幸都在于，如今人们往往只通过教科书来了解他的思想。通过教科书，他的一些思想广为传播，但也正是通过教科书，他的很多真知灼见被简化和扭曲。当我们又一次面对类似大萧条的场景，面对关于经济停滞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激烈讨论时，重新读一读凯恩斯本人的《通论》，而不是讲述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可能会有更多的启发。
在举国通说“供给侧”的热闹时刻，笔者愿不合时宜地说一句：“也许只有‘死狗’凯恩斯才能拯救我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