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的新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 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
（注：本文是作者为默文·金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