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经济离危机渐行渐远
中国经济步入中国政府宣称的“新常态”以来，海内外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一直存在：这种担忧并不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而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翻车”的风险。自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从没有因经济因素发生过大的调整。在创造了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中国经济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日渐呈现，面对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和中国经济持续“底部徘徊”的局面，不少机构存在着中国经济将进行一场深度调整的预期。中国经济启动市场化进程以来，从未有“出清”行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预期中国经济将发生深度调整——经济增长失速、延续2-3年GDP增速会于6下方，是把中国成长型经济体看作了成熟型经济体。成熟经济是消费型经济体，成长经济是投资型经济体，这是两种发展阶段体系经济运行特征上的最大不同。因此，只要中国能保持投资的稳定，中国经济就不会发生大的调整。笔者的这个看法，与时下流行的消费成中国经济稳定器的观点，有着根本区别！正如笔者在2016年上半年就预言的，2016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投资企稳缓升态势已悄然呈现，投资回升带动的经济企稳已然萌发。2017年伊始，中国投资增长承接2016年的企稳态势，回升势头再现。伴随投资回升和工业价格反弹，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明显改善。中国投资稳健增长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中国为“托底”经济，后续对新增投资的激励措施定会出台；中国货币存量过分充裕的情况，决定了财政投资“挤出效应”不会有我们，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仅弱，在PPP政策下，两部门投资增长甚至是互相促进的。
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在于中国债务的可持续性。中国债务问题主要体现为宏观杠杆率过高，及杠杆上涨速度过快。中国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2010年还不到110%，2015年则增加到了160%。经验研究和学术研究均表明，宏观杠杆过速增长带来的过高格局，通常会引起后续的金融危机，故而市场对中国经济危机的忧虑一直未能根本消除——中国经济要么迎来美国式的出清危机，要么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中国近几年持续的“去杠杆”，仅仅产生了微观杠杆下降的效果，并没有对宏观杠杆增长产生明显效果。从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看的微观杠杆率，一直以来不高且稳定。如中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2000年后持续位于58%-60%区间；2012年后，在持续的去杠杆政策作用下，中国工业的负债率还缓慢下降了3%。中国微观杠杆和宏观杠杆背离的原因，中国央行认为主要是资产回报下降和资产泡沫上升的影响。
中国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宏观杠杆上涨过快、过高的风险，并意识到了宏观杠杆和微观杠杆的差异，进而采取了合适的应对手段，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结合了转型升级目标的、以宏观杠杆处理为核心的政策配套体系，有着成型的系统化政策逻辑，因而对货币中性的坚持和对暂时经济调整的容忍，都比以往要显著提高。2016年以来，市场已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短期看，伴随PPP等投融资改革的推进，基建投资将发力，并有能力弥补地产投资的下降还有余；长期看，宏观政策上以控制宏观杠杆率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已经成形，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防控得到加强，中国经济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中国经济的新周期脚步渐进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2007年“全球版”金融危机后，中国“10年期”的经济周期特征被打破——直至今日，中国经济仍处“底部徘徊”阶段。不过，这并不是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周期特征，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2014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界定；2016年，“权威人士”表达了中国经济将走L形增长路径的判断。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处于“底部徘徊”阶段，表明中国经济正式步入转型升级阶段。按照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具有鲜明 “二阶段”运行特征，包含下行、上升二个阶段，并有速降缓升的特点。之所以以下行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以来经济周期的起点，是因为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正好处于一个高点。中国经济周期之所以没有表现为传统的四阶段（复苏、繁荣、下降、衰退）形式，主要在于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特征和建设型政府调控有力。
虽然中国很早以来就在提倡转型升级，但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经历了3.5个周期（即2012年）后，才真正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阶段。自此，决定中国经济“十年一周期”运行的内在机制不再起作用，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周期培育阶段，过去行之有效的传统宏调手段不再有如意调控效果。
首先，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日趋中性。从信贷、货币扩张对中国投资、GDP增长的刺激效应看，金融危机后货币扩张的刺激效果，不仅持续性显著短于前3次周期，并且政策副作用显著上升至形成制约：前3次周期中的货币扩张主要刺激了实体经济，而2008年货币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资金越来越呈现“脱实向虚”现象。
其次，财政政策“抓手”投资的增长面临动力切换。只有在短缺经济和成熟发达的经济体系，消费才能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对于发展型经济体，投资通常是最主要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自实行市场化以来，经济冷、热的变化基本表现为投资增长的变动：投资热则经济快速增长，投资冷则经济放缓。中国投资的增长，尤其是逆周期的投资增长，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投资的增长。持续数十年的政府投资高增长，使得政府债务积累成风险隐患点，政府债务可持续问题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政府投资增长乏力，全社会投资更加倚重房地产。尽管沿海的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但从全国角度，中国的基础投资需求仍然巨大。为摆脱政府债务的制约，促进基础等公共领域投资的持续增长，中国开始引入并大力倡导PPP体系。从实际表现看，PPP接替政府投资过程略显缓慢。
第三，中国产业发展由“筑巢引凤”进入“疼笼换鸟”新时代。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地产时期，持续的改革激发了经济主体活力的同时，政府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重要的经济建设抓手。筑巢引凤，是各地政府经济工作的形象比喻。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要素禀赋优势变化，其实早在2007金融危机前，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已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经济转型需求，“疼笼换鸟”成为政府经济工作新形式的新比喻形象！“疼笼换鸟”显然比“筑巢引凤”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更深的细致！经济转型首先要做好旧有产业的处置工作，其次才能做好新型产业的培育工作；前者即为转型，后者就是升级。
正是以上因素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新旧周期的变化，正是新旧周期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当前的持续“底部徘徊”状态。然而，伴随PPP落地率的逐渐提高、引导资金回流实体政策成效的逐渐体现，以及新产业形态比重的逐渐抬升，中国经济新周期已逐渐酝酿成熟！
3.中国经济阶段变化：起飞→走向成熟
按照通常的经济成长阶段划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的后半期。由不发达到发达，经济成长阶段序列谱为：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品质生活。不过，这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并不是每个社会都能正常推进的，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意味着该经济体系“永远”处在“走向成熟”阶段而不能向上突破！另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时间、途径，也经常不同。按照各个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显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2个十年周期（1978-1997），是中国经济的“准备起飞”阶段，而第三个十年周期（1998-2007），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进入“走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经济体系已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经济显然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经济体，仍然面临着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也意味着经济成长空间仍然很巨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进入“成熟”阶段。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政府将经济新常态描述为“经济转型+增速换挡+政策消化”，并把经济增速“换档期”的发展形态进一步解释为“L形增长”，意为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增长轨迹形成一个L形走势，未来经济增长会在降低了的中高速平台上运行。然而现实情况是，市场不仅对显然已企稳的经济增长形态视而不见，而且还把“L形走势”理解为动态的迭加过程，中国经济增速将呈台阶式下降走势竟一度成为市场担忧。这种担忧背后的实质，是存在对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
从经济增长的特征看，起飞阶段投资是第一增长动力（过去中国讲了十多年的经济转型，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的状况，但每次保增长都离不开投资“抓手”）；走向成熟阶段是产业逐渐稳定和定型阶段。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格局：即使2008年以来以资本产出比衡量的中国投资效应逐渐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成为消费型经济体。实际上我们看到，伴随投资的回落，中国消费的增速也跟随下降，消费率提高的结果，是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不断走低。中国经济的前景，取决于投资的未来变化情况！这是目前中国所处的经济成长阶段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极的出现，是经济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的标志事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尤其抢眼，“珠三角”、“长三角”先后充当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无论是中西部的“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宝（宝鸡）西（西安）关（关中）”，还是天津滨海，抑或新设立的雄安特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极仍会在竞争中再度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形成之时，就是经济转型完成之日，届时中国经济的新经济周期也会跟随形成。不过，这个新周期阶段的开启只能是事后确认。不管新周期阶段何时开启，对新周期阶段的增长前景，笔者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结论是新阶段的合意增长区间为6-9，当前经济增长显然已在合意区间下方运行了较长时间。面对偏弱的增长格局，市场情绪有些悲观，也在情理之中。在经济转型时期，转移、消除旧有产业和创设、发展新型产业之间，往往存在有转化时滞，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暂时失速。这个衔接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