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讲，相对健康一点，但是中国既使到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相对发展的程度还是低。我们知道金融深化的程度跟这个国家发达的程度是相关的。因此我觉得就是到2030年，我们的金融体系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浅的，这本身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大量的资金流进一个比较浅的赤字，一下子就会溢出去的，如果比较浅的话，水抽出去的话一下子就干了，就有旱灾了。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的结构性问题、跟美国、日本性质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没有结构性的问题。
在那种状况之下会出现什么情形？如果说这些主要的储备货币国都有结构性的问题，经常就会像常玩儿的游戏《音乐椅子》，如果哪个国家他的结构性矛盾比较激化，这些国际炒家就会唱衰，大量的资金就会流进到另外一个储备货币国，那个储备货币国就会像前面所讲的，大量的资金流到投机性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把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炒出泡沫，大量的资金流进，资本帐户开放，那它一定急剧升值，急剧升值以后经济又受到损伤，国际炒家就会开始唱空，这个国家，钱再流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么流动来流动去。
实际上在2010年就出现这种情形，当时大量的资金流进瑞士、法郎跟日元，我想这种情形在未来可能是经常出现的情形。如果说这种情形经常出现的话，国际货币国也会受损，会受冲击的。我想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有好处的，但是你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是资本帐户必须完全开放，你就允许资金这么样自由地流动，就像潮涌般地过来，给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会带来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对实体经济也会有很多不利的影响。
不仅是对这些货币储备国有很多不利的影响，对非货币储备国同样有很多不利的影响，如果储备货币都很不稳定，那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就很不稳定，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货币储备国蒙受其害，非货币储备国也同样是会蒙受其害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探讨替代方案。
现在替代方案有一个是周小川行长提出的，扩大特别提款权，往哪个方向？一个是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当中，第二个是用特别提款安全作为储备取代美元。
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如果这些一揽子货币本身都是健康的，那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可是现在在一揽子里面的这些货币的背后的国家都有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你这个篮子里面的货币本身都是不稳定的，这个篮子也是一样不稳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探索另外一种方案，因为特别提款权还是以主权货币作为基础的。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还是沿着二次大战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面讨论的，当时凯恩斯提出的，当时凯恩斯曾经提出“超主权货币”，这是跟一揽子的大宗商品挂钩，包括黄金，但是除了黄金之外还包括石油、粮食。
从设计上面来讲，“超主权货币”可以避免以主权货币最惠国储备所不能避免的国家利益跟国际利益的冲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在我《西潮到东风》的这本书里面，我是在凯恩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改良，我把它称作纸黄金，因为凯恩斯的那个跟实物挂钩，固然他的实物不止是黄金，但是一揽子的大宗商品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如果说储备货币跟黄金挂钩，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当中，他黄金储备的增加量不能跟实体经济的扩张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张同步，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和实物挂钩的储备货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就有通货紧缩的压力，对经济学家来讲，通货膨胀是容易处理的，通货紧缩是很难处理的，这是跟实物经济挂钩所带来“超主权货币”存在的问题。
我所讲的纸黄金，它实际上是一个信用的货币，有一个国际的货币当局，可以是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的主管单位，像国际的中央银行，他由专家来决定每年的货币增加的速度，货币增加的速度可以跟实体经济的增长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挂钩，接近于弗里德曼所提出的K百分比的原则，那是由专家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发行了以后，各个国家就把这样的一个国际货币（纸黄金）拿回国内作为储备发行国内自己的货币，所以以纸黄金作为储备。
这样的做法有几个好处。
第一，可以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可能出现的国家利益跟国际利益的冲突，因为它是超主权的；
第二个是他也可以避免用黄金做储备，在一个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当中，所存在的通货紧缩的压力；
第三个，他也可以避免现在欧元区出现的困境。现在欧元区出现的困境是什么？南欧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也不好贬值，但是如果说用纸黄金作为储备的话，美国国家他有国内自己的货币，在国内用自己的货币，如果他出现危机的话，就可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创造出口，给他结构改革创造空间。
所以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我能想到的都可以解决。这个是比凯恩斯提出的又往前进了一步。
各位就会说，当年凯恩斯提出的这个没有被接受，你提出的怎么会被接受呢？我想是此一时彼一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一个国家他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50%，而且美国还是一个上层的国家，在那种状况之下，美国的影响最大。大家对美国也有信心，因此美国一反对这个提案，再加上大家对他的信心，美元就变成国际储备货币了。
但是现在的情形很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形是如果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甚至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所以美国到那时候，他占世界经济体系的比重已经远远小于二次大战的情形，他的影响没有那时候大。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都不可能像美国那么大。因为前面讲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超过了全世界的一半，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我前面讲，所有的国家都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如果还维持现在以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储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可能是极端不稳定的，对这些储备货币国是受害的，对其他的非货币国家来讲，同样是受害的。如果大家都受害的话，当然愿意接受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新安排。这是我在《西潮到东风》书当中提出的第二个建议。
我也想利用这个方案想谈一谈，为什么我把这本书叫《从西潮到东风》。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有相当长的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甚至发达国家的学者，总认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经在那个地方，那本经指导发达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把发展中国家不断抛在后面，那本经，帮助发达国家取得他们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胜利，发展中国家只要把这本经学会了拿回到国内来按照经上面的要求执行，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实现赶上发达国家成为一个被人家尊敬的国家的想法。
我在国内一直有这个想法，从小就有这个想法，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有这个想法。我到世界银行以后，跟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交流，发现他们也普遍有这个想法。但是在这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当中，我发现那些发达国家的大师们，他在这个危机发生前三个星期，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而他们是代表现在世界宏观经济理论最前沿的人，他并没有预测到，而这个危机已经出现了、已经发生了5年了到现在，也还没有提出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那这本经到底存在吗？我很怀疑。
我们再仔细看看，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他的理论，不管在哪个领域，他实际上都不断在变化的，人类有新古典的宏观理论，凯恩斯以后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其他的理论都不断地北扬弃，被扬弃就表明什么？今天在发达国家的理论，你都不能保证在发达国家是适用的。在发达国家都不适用，你怎么能保证在发展中国家是适用的呢？如果在发达国家都20年、30年交换一次，你怎么能求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实际上我研究发展经济学，我这次回来以后带来一本叫《新结构经济学》，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以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他已经经过两波不同的思潮。第一波思潮叫结构主义，当时主张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那些大产业，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大型产业建立不起来是市场失灵，所以用进口替代、国家干预的方式，动员资源建立那些大型的现代化的产业，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是根据这个理论做他们的政策的，但是结果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进入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整个的理论界全变过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不好，是因为没有那些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然后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华盛顿共识，市场化、自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政府失灵，政府就不要干预。但是推行的结果怎么样？按照华盛顿共识作为政策的国家都崩溃了，停滞了，而且危机不断。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比60年代、70年代还慢，发生危机的频率还高，真正发展好的国家非常少、地区非常少，到现在为止真的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台湾、韩国），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能够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的只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在西欧国家旁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小的，不是的只有亚洲那5个经济体，日本跟亚洲四小龙。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扣除原来20几个发达国家加上十几个新加入的发达经济体，全世界有将近180个经济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些主流的发展理论指导之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所取得的国家是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少数那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在当初看起来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亚洲四小龙跟日本，当时的思想是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当时的思想跟我们五十年代的思想是一样，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东亚经济体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小产业开始，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进口替代，他们做的是出口导向。所以他们的政策从当时来看是不对的，当时我们也都参与这个理论讨论，当时的主流理论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这是当时主流的认识。如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当时的说法是从计划经济此岸到市场经济经济彼岸，你就必须用休克疗法一次跳过去，你想分几次跳那是最糟的。应该说最标准的做法就是苏联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最糟的是中国主流的那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但现在实际上推行的结果是怎么样？休克疗法的国家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双轨制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成功的国家都是双轨制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在双轨制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休克疗法的国家也都存在（收入差距的恶化、腐败现象的普及）。那这说明什么呢？前一波的理论是重视市场失灵，第二波的理论是重视政府失灵，可是你看这些成功的国家，他当然是计划经济后走向市场经济的，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他不是不管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发现如果仍认为西方有一套经在那个地方，我们学会了就能够实现现代化，这个想法确实是不对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好，实际上必须根据自己国家所处的阶段、所面对的限制条件，了解这些限制条件背后的原因，根据自己国家实际的状况采取有效的方式。这是我把它取名为《西潮到东风》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中国有可能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那如果说中国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国际经济板块一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经济板块发生变化，国际治理照理说，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但是这样的相应变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现有的国际治理的安排要重新调整，但是这种国际治理的安排重新调整的过程当中，现有的安排是创造的既得利益者不太愿意放弃，在他不太愿意放弃的时候，他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把出现的这种调整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引起的，把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然后他们再有理论的指导。你比如说在本世纪初，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开始出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到底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可能有两种误解，有很多学者是瞎子摸象，他只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增加、外汇积累多，资金跑到发达国家去（买美国国债），他就建立模型，他就用实证来证明这一点，好像也对，这种的话称为瞎子摸象。但是确实也有指鹿为马的。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2005年，我在华盛顿参加过几场很重要的国际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上我把逻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跟我讨论的人，他也同意我讲的对，人民币升值不解决问题，但是开完会以后，他回去照说人民币币值太低，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最主要的原因，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就是要人民币升值，这样的人我想是指鹿为马的，他应该是清楚的，当时他把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在2003年国际收支不平衡变得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美国，在中国贸易顺差还是非常小的，当美国的贸易逆差开始变大，而且变大的趋势开始出现的时候，当时这些主流的学术界，能够真正地以公平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而不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都认为是别人的问题，那这场国际经济危机也许可以避免，或者至少不会变得这么严重吧？
未来可能同样的情形，危机在什么地方爆发我们不太清楚，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治理，不重新调整，如果我们要跟他谈国际治理，或者谈分析，理论的制高点都在别人的手里，实际上他们跟你讨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基本上都是眼睛半睁地看着你，你一说他马上就说你这个不对，我有理论证明，我有实证证明，他根本不跟你平衡地讨论。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怎么跟他谈国际治理？怎么谈国际的这种随着经济板块的变化所必须有的国际秩序重新地调整。你比如说在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上，其实我知道我们中央银行的官员谈得很辛苦，因为人民币币值升值不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很清楚，因为我们出口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美国已经有半个世纪不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他卖中国的产品就贵了，贵的结构的话，而且这些是接近生产必需品，所以价格弹性非常低的，也就代表说，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他就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跟其他国家买，他现在不跟其他国家买就代表他如果买其他国家的更贵，那他的逆差不是更大吗？或者说继续跟中国买，同样更贵，逆差不是更大吗？但是他不跟你这么讨论。
所以说就造成我们去谈判的官员非常累，到最后只能说什么？只能说我这么大的国家我不听你的你能怎么样？我就觉得需要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个理论上我们能够跟他一样地平等争论，而且不是一个人，能够跟他们写出同样严谨，发表同样多的论文，这样的话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新的秩序的建立，我们才能够以真正平等的方式跟他们谈判，这是我《从西潮到东风》的第二层含义。
第三层含义，我前面讲中国发展的机遇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要抓住这个机遇还必须有理论指导，为什么呢？你看看中国改革开放这33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应该讲说中国的转型政策，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转型的路径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正确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这30多年国际上最多的声音是什么？中国崩溃论，大部分的时间大家看到中国全部都是问题，所以对我们政策是正确的政策，要不然你不会取得那样的城区。那些唱中国崩溃论的人，很多也是我学界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唱衰中国，实际上是他先有的理论，来看中国好像都是错误的。但是到底是他的理论错误还是中国的政策错误？
理论是怎么来的？理论是来自于经验的总结，而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的前提是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条件跟我们很不一样。如果你按照他的理论做是没效果的，就像苏联东欧，按照他的理论做崩溃了。我们按照中国的实际走双轨制，他认为是最糟糕的，但是是有效的。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你比如说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大家是悲观的，为什么大部分的时间大家是悲观的？悲观的原因就是说他是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做参照，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就没有看到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只有这样做才对，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那这个状况是害最小而利最大，可是现在的理论不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中国未来20年、30年，如果政策对头去挖掘这个潜力，应该是有办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个100年的目标。你比如说到2020年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到96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就是1.2万美元，1.2万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中国就有可能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国家。
但是怎样来利用这7、8年的时间，2020年以后到2049年还有29年的时间，怎样来抓住这个机会？我想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我们的很多政策、我们的制度安排跟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效的，由于经济基础不一样，在我们国家不太有效，在我们这个国家有效的在那个地方可能看起来是落后的。也许是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还有过去体制留下来的这种包袱，但是这个包袱不能一下子抛弃，一下子抛弃可能造成任何的制度扭曲，背后都有它受保护的人，受保护的人如果你一下子把包袱全部甩掉的话，你要发现那些包袱的人到底有多大、那个领域你要不要，这些问题都必须分析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抛弃经子是西方的，只有西方说的才对的，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状况提出新的理论，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在什么地方、挑战在什么地方、存在的问题、它产品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这些理论来形成新的共识。要不然的话绝对不能做到像十八大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所以提出要自信就是没自信，为什么没自信？关键点出在理论上面，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拿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这些理论作为参照系，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33年这么高速的增长大部分人都是挑毛病的，把过去成功应该总结的经验没有总结出来等等。
我觉得我提出从《西潮到东风》，是想鼓励大家根据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努力，遭遇那么多挫折也取得一些成功，去了解成功背后真正的原因、挫折的原因，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理论体系，我相信我们应该确实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
我们应该知道现在世界上85%的人还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追求，这是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四年最大的感悟，我不管走到哪个国家，我看到他们的工人、农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看到跟我们国家的工人、农民都一样，他们希望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子女，将来可以生活得更好。我也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中亚、东欧……）的知识分子，也都是对他们国家有责任感的，希望他们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希望他们国家能够得到尊重。但是缺乏合适的理论，结果导致努力带来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面貌，实际产生的结果是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地在理论上进行创新，这个理论对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抓住未来、抓住机会会有帮助。
前面谈到理论的适用性的前提条件是条件的相似性，我们这边发展的理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借鉴加来，就会比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都是发达国家的那些理论，对他们参考、借鉴的价值会更高。也许真的有一点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中国梦的实现，也许是由于我们中国梦的实现再加上理论的创新，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梦想，都能够一起实现。
我今天就谈这本书，也谈我一点内心的感受，谢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