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的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出了一本书，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界银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大家知道我是2008年6月1号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誉，因为世界银行从1945年成立，到2008年前后63年的时间，我是第9位首席经济学家，前面8位讲起来都是我仰望的经济学的大师，在国际金融界非常有影响、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在过去，他们不仅是在学术上非常有造诣，而且有非常多的从政的经验，有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任，还有当过财政部长的，还有当过以色列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有当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常务副总干事。
那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会有那个机会，去担任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学家所能拥有的最高的职务，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在过去30多年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绩，而且世界银行从1945年成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发展他们的经济、减少贫困，那固然他可以讲说是聚集了世界上一批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以及一大群受过非常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做研究出主意，但是回顾起来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有6亿多人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的标准，拜托贫困的人群刨除掉，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而且还是增加的，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决定不再从发达国家，找经济学家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找经济学家去作为引导他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
那么当我接到这个邀请去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当然我也在想，我对世界银行没有什么贡献。那么根据我对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发展经济、减少贫困，那么尤其还是在过去这60多年，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想应该是我总结研究中国的改革、研究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为什么在1979年的时候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还达不到世界上最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的三分之一。但是经过33年，平均每年9.9%的成长，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对于了解中国为什么在过去这30多年的经济，突然间会从前面30年的那种非常缓慢的增长，变成快速的增长，从前面30年贫困人口一直没减少，突然间变成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对这样的一个理解，我其实在2007年应剑桥大学去做马歇尔讲座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后来根据我马歇尔讲座的演讲，也出了中文的书、英文的书，就是《经济发展和转型思潮战略和自身能力》
原来我到世界银行去，我的经济是首席经济学家，引导他们的理论发展研究，就是去反思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然后根据我的理解，按照我在马歇尔讲座所倡导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政策的导向，来世界银行去推展这样的工作。但是我6月1号到世界银行以后，意想不到的是，当时整个国际的关注焦点是世界当时价格高涨，世界石油价格高涨，各个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挑战，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是良好价格的高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的粮食是大量进口的。那国际粮食价格大量高涨就使得这些国家国内的粮食价格高涨。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非洲、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城镇聚集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也没有地，不像在农村的农民，他粮食如果价格高一点，他还可以自己种，城市里面的这些贫困人口，他是买粮食的。因此在2008年夏天的时候，由于粮食价格高涨，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出现社会的动乱，这是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到底有比较成熟的办法，也就是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或者说可能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应该给城市里面的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他们不会因为粮食价格高涨，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这样可以稳定社会。世界银行应该给那些国家提供紧急的援助，让他的政府有能力从国外进口粮食，来平稳国内的物价。
但是这个是标准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给我的同事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关心的都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治理了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我在世行的同事哈哈一笑，他说怎么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我们现在对宏观的理论政策应用自如，通货膨胀的问题很好解决，那通货紧缩的问题基本不会出现，所以他们当时觉得我有点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连门都找不到，怎么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但是没想到9月份雷曼兄弟垮台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来出现的问题果然是全球通货紧缩。
对于9月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不仅是世行的这些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在2008年8月底的时候，由美联储召开一年一度的全球最顶级的一个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大学里面的著名教授，跟华尔街的主要金融家，召开的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在《货币战争》理论有描述，描述得很神秘，其实也没什么神秘，实际上就是由美联储召集，然后找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等等的人去那个地方聚会，是一个较学术性的会议，讨论当时国际上主要的金融、宏观问题，找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出他们的观点来进行讨论。
我有幸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应邀去参加那个会议。在那个会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会议本身，是世界银行前任行长，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讲演，他是在华尔街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行家，赚了很多钱，弃商从政，在克林顿时代的时候，到世界银行当行长。在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庄园，每年开这个会的时候，他会在那个地方找几个要好的朋友到他家里面小聚，一方面是在一起联络感情，第二方面是探讨他们当时认为重要的事情，这个对于他们投行家来讲，对于将来怎么投资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是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所以他也邀请我去参加晚餐会，是一个非常小的会议，参加的人数还不到10个人，但是那10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决定世界经济命脉的人，包括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部长、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等等人员。
在那个会上就讨论一个问题，因为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然后在那个会议上就讨论这个次贷危机会怎么样发展，30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记住今天的这个经济危机。在那个会上他们认为，30年后一定会忘记这件事情，它顶多就是在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上一个很小的方块，说30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有点儿奇怪，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有信心？认为次贷危机30年以后的人都会忘记。他们给我的答案说次级债钱不多，只有7000亿美元，相对整个金融市场的量来讲是非常小的。而且他们说，我们对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非常熟，所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陷入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的原因非常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对墨西哥的危机、俄罗斯的危机……这些原因都非常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对，他们那些错误你们大概都不会重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原因。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好像每次危机它的触发原因都有所不同，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一些新的原因导致再次发生经济危机呢？当时大家在会上哈哈一笑，说哪儿有什么东西会不知道呢？
后来3个星期以后，果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次级债，本身规模不大，但是由于很多金融的创新，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当雷曼兄弟倒台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受到牵连。在金融市场上我们知道，大家对不确定性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自保，结果就出现了全球的经济危机。
我说这一点就是想说明，在2008年9月份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当时在场的那些人，可以说是决定整个世界经济命脉的少数几个人，他们当时可以讲说一点准备都没有。全球的经济危机在9月份突然爆发以后，从经济下滑的幅度、从全球股票市场崩溃的幅度，发达国家普遍超过40%，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50%，然后失业率极具增加，它来势汹汹的程度，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的时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人们确实从1929年的纽约股票市场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当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所以就在2008年12月份的时候，由美国总统小布什召集召开了20国首脑会议，制订了一些政策措施，里面包括很多的政策，避免银行大面积垮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采取刺激，还是坚持全球自由贸易，避免最糟糕的状况发生。
当9月份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在世界银行工作，见到这样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由于失业率在各个国家急剧上升，经济急剧下滑，世界银行当然有责任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那时候的危机。然后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来应对这个危机，当时世界银行在他决定援助政策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到底这场危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短期的话，一般的做法就是加强社会保障，让失业的人能够渡过短期的困难，经济恢复以后，他就重新有工作、重新有收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政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支持会增加的，但是经济放缓，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减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有政府的财政赤字，他们一般认为如果是短期的危机的话也是可以过去的，你只要给失业救济以后就不会有社会的问题。
但是我当时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一个短期的危机还是一个长期的危机。如果是长期的危机，失业救济是不够的，因为我前面谈到了，发达国家很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我认为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因为前面有一段时间，世界上有6、7年的时间是发展得比较快的，而发展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形成了生产能力。泡沫破灭了以后收入减少、需求减少，过剩产能就会出现，当你过剩产能出现以后，如果没有额外的刺激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形？就会导致需求不足、投资机会减少、失业增加、消费需求减少，这样就会导致投资与消费需求都减少，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危机。
当时他们认为这个危机发生，二次大战以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是3到7个季度，他们认为由于80年代、90年代以后，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非常成熟，可以应用自如，在发达国家80年代以后出现宏观经济特别平稳，如果有一点波动的话政府可以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把它熨平，所以他们认为顶多是3到7个季度。
那时候我跟世行的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的经济学家讲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圣经，圣经说如果你有7年的丰收，接下来有可能是7年的饥荒，他们当时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宏观理论跟政府利用宏观政策的能力比以前强了很多，既使来势汹汹也有办法解决。
那么我认为很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危机，所以当时我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说，除了短期的保障失业救济的这样一个措施之外，如果它是比较长期的话，那失业一直会维持比较高，失业救济一直要发生，政府的财政刺激积累会很快，既然我政府的财政刺激积累会很快，你可以用财政赤字去发失业救济，为什么不用政府增加的资金去搞那些，能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它的功效等于发失业救济金，从长期的话，你如果把城镇的瓶颈解除了，然后等到建成了经济恢复的，它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会提高，那么将来可以靠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偿还现在政府的开支。我把那个叫做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当时我在世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的同事不认为会是长期的情况，所以也不太相信政府要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我前讲过，20国集团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前面讲是解救金融机构，二方面是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让他当时的政府财政政策大部分是发救济金，不是靠我前面讲的这种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种情况到了2010年的时候，世界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复苏的绿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20国集团当中，率先用积极财政政策，让我们国内的积极财政政策，比较接近我所形容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用在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这些政策。也有一些国家也跟着这么做。所以中国在2009年一季度就开始复苏，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第二季度复苏，发达国家普遍地在2009下半年复苏。
到2010年10月份，每年的10月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世界银行召开他们的年会，在这个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出一本书《世界经济展望》，然后他就会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且对各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提出建议。在2010年11月份那个年会上，他的判断是说，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这个复苏会继续，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说这些发达国家，应该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不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话，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继续积累，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积累的话，会影响到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说政府积累财政赤字，尤其它不是按照我讲的那种超越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那它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式。将来政府要增加税收，这个税收可能是明税，还是通货膨胀税，来偿还现在政府的赤字，如果未来的税收会增加，那就会影响到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他们认为说要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应该做的就是政府退出积极财政政策。我想在座很多人如果关心国际经济，你知道那时候主流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我跟国际货币基金的同事有一场争论，我的看法是说，你是看到了复苏，但是既使有复苏，距离2008年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如果政府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需求马上就下降，失业马上增加，经济增长率马上会放缓。但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好，你失业增加的话，社会保障的支出一定增加，但是如果你经济放缓了，政府的财政税收一定减少，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是会继续增加，就达不到你原来说的减少赤字的目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2008年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那个建议，重要的不是去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的是怎么样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你可以使用消费型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使用作为投资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如果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失业就会增加，财政赤字也会继续增加，在那种状况之下，要讨论的不是退出，要讨论的是怎样改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
在2010年10月份的那场争论当中，我不是研究宏观经济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是一群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人，主要的负责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说你懂什么。但是没想到2011年所表现出来的情形就是我预测的那个情形，当发达国家试图退出财政政策，马上面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失业是增加的，结果导致的结果，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是在继续增加。
我比较高兴的是2011年年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建议就是我在2010年所做的建议，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的是改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
前几天我去参加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我很高兴他们现在所主张的政策措施，也就是我在2008年、2010年给他们的建议。
我到世界银行去，本来是想做发展经济学的，是想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的，没想到遇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了这几场争论。当然这几场争论不是我在世界银行任上最难的争论，我在世界银行最难的争论是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在2008年、2009年，甚至更早一点，都有一个相当主流的看法，这场国际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国际收支不平衡是美国有很大的经常帐户的赤字，其他国家（主要是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就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这叫国际收支不平衡。他们说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这场国际金融经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然后到了美国买国债，把国债的利息压低了，因为利息低了就鼓励投资者去投资房地产，造成房地产泡沫，投资股票市场造成股票市场泡沫，泡沫没有不破的，等到泡沫破灭了，那国际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对这个说法你完全可以写一个理论模型出来，证明如果有其他国家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利率当然会低，国债的利率低了就压低整个金融市场的利息，利息低了当然会鼓励去做一些投机性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理论模型，可以在世界上一流的宏观经济杂志发表，你也可以做实证分析，确实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积累了那么多的外汇，到2007年的时候已经是2万亿美元的外汇，大部分是买美国的国债，所以利息低了。
为什么东亚经济积累这么多，经常帐户的外汇剩余，又有三个理论假说：
第一个理论假说是说东亚经济体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之下，当然出口就多了，他认为贸易盈余就多了，外汇积累就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他是讲说，1998年那场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了，东亚经济体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如果你的外汇积累不够多，既使你实体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也有可能给那些国际的炒家提供了一个机遇去攻击你的货币，又与你的外汇不够多，当然国际的这些大炒家，去攻击你的货币的时候，货币当局就用外汇去干预市场维持汇率，怕他的汇率崩溃，接下来你就没有任何弹药，就会出现货币急剧贬值，就像泰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概是25泰铢兑1美元，发生经济危机之后是70泰铢兑1美元。像印度尼西亚他的货币单位，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是1500兑1美元，最高的时候达到1.2、1.3万兑1美元，韩元也是这样，在危机之前是700韩元兑1美元，最高的时候变成1700韩元兑1美元。他们讲那次东亚经济体吸取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所以说2001年、2002年经济恢复了以后，就大量增加出口创造贸易盈余积累外汇，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说法。
第三个说法是尤其是中国，人为地低估人民币币值增加出口积累巨额外汇。
以上的三个说法也都可以写成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可以说，你如果有这样的政策扭曲、干预，可以造成贸易盈余增加、外汇积累增加。这三个说法的潜台词都是说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原因、罪魁祸首是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由于你们创造了那么多贸易盈余去买美国国债，所以造成了这场经济危机。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写理论模型、很严谨的数学模型，但是不是这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就是这些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来看看事实。
我们知道东亚经济体开始采用出口导向战略，二次大战以后50年代就开始了亚洲四小龙的日本五十年代就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大陆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提出参加国际大循环出口导向战略，这个战略已经用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在中国已经用了30年了，但是你看看在2000年之前，其实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大致平衡，有的国家略有盈余，有的国家还略有赤字。你比如说大陆，1995年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赤字的，1995年之后确实有一点盈余，但是盈余的量是非常少的。韩国大部分的时间是贸易赤字的，既使在出口导向战略，台湾是大致平衡的。
因为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基本上是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你支持它，让它多出口，但是你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进口。所以说出口导向战略并不只是出口，它实际上一定配合着你没有比较优势的东西进口多，出口导向战略不过就是进口加出口，跟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他贸易的比重会大，出口的比重会大，但是出口比重达的同时，进口的比重也会大，所以说你不能用一个已经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战略，来解释最近这10年发生的事情，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是说东亚经济体，从东亚金融危机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此恢复以后国家用政策鼓励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但是虽然东亚经济体确实在2001年、2002年以后贸易盈余在增加，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两点。
第一点，有些国家根本就不需要用贸易盈余跟外汇积累来做自保的。你比如说像日本，日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他可以靠印钞买东西、印钞票买债，在国际上大家都接受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根本就没有需要增加贸易盈余积累外汇来进行自保。可是我们看到东亚经济体2002、2003年以后，外贸盈余在不断地增加的时候，日本外贸盈余同样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也跟东亚经济体其他的国家差不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看看德国，德国的货币也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所以他没有必要增加外贸盈余来防止国家的炒家对他的货币攻击，你看看德国的贸易同样是在增加的，而且增加的幅度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不能够用自保来解释。
更重要的是说，东亚经济体在这段时间贸易盈余确实增加了很多，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很多，但是如果是东亚经济体用政策干预的方式去增加盈余积累外汇，那么其他跟东亚经济体竞争的国家，潜台词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政策，是不是？这就是博弈，那照理说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东亚经济体竞争的国家，他的贸易盈余应该减少，他的外汇积累应该减少，可是我们看到的是2000年以后，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都是在增加的。
从2000年的时候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时候是6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不能印美元，他不能说自己去印美元，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增加，应该是零合博弈，那怎么大家都增加？所以我认为用自保来解释东亚经济体增加外汇储备的原因，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东亚经济体自保，其他国家一定要减少的，但是他们也增加了。
关于中国，被很多人接受的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这个理论最早提出来是在2003年春天的时候，由当时日本的财政部副部长（现在中央银行行长）黑
待续……
